话说小脚女人

话说小脚女人

     （散文）

    辛艾青

              ——谨以此文献给小脚女人的儿子、孙子、曾孙……

随着时光的流逝，小脚女人在华夏大地上越来越罕见了。现在，只有八十大几乃至九十岁以上的老妪才偶然有小脚。笔者有一种预感：再过十几年，那蹒跚中国大地的小脚就会彻底消失，人们也必将对其从意念中，记忆中由淡忘到遗忘，使其成为尘封的历史。即使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也将会以自己的高祖、曾祖、祖父，父辈如何有运筹帷幄之能量，创业兴家之本事，却偏偏不去谈及与之相配的伉俪女人所付出的智慧才华，心血汗水，这种数典家族贤达名流，却忘记数辈皆带“母”字的小脚女人，确实令人叹息。更有甚者，大凡形容速度缓慢，文章冗长累赘，信手拈来的歇后语便是“像小脚女人走路——裹足不前”，老婆娘的裹足布——“又臭又长”。每当看到这两个歇后语，我便有点愤愤然，不禁要问：中华词语浩瀚如海，除了用这两个歇后语，就词穷字尽了吗？当你陶醉于这两个歇后语妙笔生花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你同样是小脚女人繁衍而来的？这种有意无意贬低小脚女人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

 女人缠足的起源，盛行与禁止

 缠足陋俗始于何时，是风俗史上的疑点之一，尽管说者纷纷，但至今仍然莫衷一是。通常看法，缠足始于五代，元陶宗仪《辍耕录》引《道山新闻》称：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69—975年），这位天赋很高，能诗擅词，能书善画、通晓音律的“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懦弱无能皇帝，纵情享受着奢靡的宫廷生活，却不为世俗之事所担忧，成天在那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终日与妃子宫女厮混。有位名叫窅娘的的舞女为讨取李煜的宠幸，别出心裁，用帛缠足，使其成为纤细弯曲的新月状，外套白袜，在六尺高的金质莲花上立起脚尖跳起霓裳雨衣舞，借以欣赏所谓仙子凌云之态，好事者还作诗赞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其他舞女宫娥纷纷效仿，终于酿成贻害千年的陋俗。继之，缠足在民间逐步广为流行，并成为一种时尚。

 而在蒋丰编著的《人类未解之谜》一书中，对南唐开始缠足说法持异议者认为：缠足的开始至少不迟于唐代，也就是说，在五代以前就有了。他们引用元代伊世珍《琅琊记》所载：安史之乱时，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后，当地有一位名叫王飞的老妇人拾得杨贵妃袜子而致富，还拾得雀头履一双，上面镶有珍珠，履长仅有三寸。据此推论，缠足在唐玄宗时就有了。《群谈采余》中有咏杨贵妃罗袜诗一首：“仙事凌波去不远，独留尘袜马嵬山，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阮阅编的《诗话总龟》中记载了唐玄宗从蜀避难回朝，为怀念杨贵妃曾作《罗袜铭》，内有“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之句。在唐代文人的笔下，也有对女人小脚的描写，如白居易《上阳人》诗中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花间集》中的“ 慢移弓底绣罗鞋”等等。清代内地有人到西藏，发现当地的灯具状如弓鞋，称之为“唐公主履”。唐公主指文成公主，有人认为这是唐代缠足的实证。

 汉乐府在民歌中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之句，大概也可以作为依据吧。还有的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出现了。甚至有人认为或许可追溯夏商，称夏禹的妻子便是小脚。传说大禹治水时，娶涂山氏为后，生子启，而涂山氏是狐精，其足小。殷末纣王的妃子妲己是狐精变的，但她的脚没有变好，就用布帛裹了起来，宫女们也便纷纷效仿起来，当然，这仅仅是民间神话传说，含有较多的演义成份，不足以成为女子缠足的依据。这种说法虽然无据可查，但是，倘若果真如此，中国妇女缠足的历史更为久远，受难之女性亦更为人多数众。若如是，“落雁”之王昭君、“沉鱼”之西施、“闭月”之貂蝉、“羞花”之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缠足也在劫难逃。到宋代，缠足确实已有记载。至南宋，妇女缠足已为普遍。由此佐证，缠足是由北方传入南方的。也有史籍记载：宋代的缠足与后世的“三寸金莲”有所区别。宋代的缠足是把足裹得“纤直”，但不弓弯，当时称为“快上马”，所穿的鞋称之为“错到底”。蒙古贵族入中原建元后，他们本来不缠足，但并不反对汉人的缠足习惯，使元代缠足之风继续盛行，甚至出现了不以缠足为耻的观念，并使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这个时期，对缠足的形状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女人的脚不但要小，而且要尽量缩至三寸，而且要弓。明末张献忠进占四川后，最后，因清军进攻失利，大肆屠戮，其中小脚女人也难逃浩劫，故有大刖小脚女人及至堆积成山，名曰“金莲峰”之说，可见四川地区妇女缠足之盛。由此，也引发了由清朝之初开始，长达一百多年的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清代，是女性摧残最为严重，小脚崇拜甚为张狂的时代。

 综上所述，世移代迁，推崇小脚愈演愈烈。那些明主贤相，文人墨客，从王安石到曹雪芹纵然满腹经纶，却无一人予以反对。就是宋代诗作大家苏东坡竟作《菩萨蛮》对女人缠足大加咏叹：“涂香莫惜莲曾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还有些酸腐文人，把小脚作为学问，不惜笔墨，撰写文章，加以品味，以卑琐为乐事。清代，有一位叫方绚的文人，自诩为“香莲博士”，写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煞费心机地把小脚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而出了名，实在是迂腐之极。王晓方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有这样一段话：“缠足之风曾蔓延大半个中国，尤以山西为最，并有'从来较小说山西'之说，而山西又以大同为最。相传从明代至民国初，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大同都要举办赛脚会，也就是小脚展示会。评选时，只限于纤足，而不许窥容貌，参加大赛的女子，将一双小脚露出，由官员和专家依瘦、小、尖、弯、软、香、正等标准，进行品评，获得前三名分别冠以‘主'、‘霸'、‘后'。”笔者还在山西广播电视报发现路卫兵写的一段趣文：民国时期学贯中西的狂儒辜鸿铭喜欢妻子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辜就让他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她就将淑姑叫到书房，让她把脚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一时文思泉涌，妙笔生辉。辜曾津津乐道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康有为为此送辜一张“知足常乐”的横幅，辜说：“康有为深知我心。”由此可见，男人把小脚当成把玩且成为怪癖，确实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女人缠足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了“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她们矫揉造作，成了异样”，更提出质疑“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但苦于缠足陋俗历史悠久，呼应者甚少。直到1898年，著名的改革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缠足”。当权五十年的慈禧在晚清期间也曾下达  “禁缠足令”，但苦于习惯观念根深蒂固，禁止缠足，收效几乎为零，裹足者依然屡见不鲜。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与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巾帼英雄“鉴湖女侠”秋瑾就是提倡女权、解放妇女缠足的杰出代表。2011年，太原所演出的《解放》一剧，就是当时反缠足运动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时期，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和摧残腐朽的象征。于是文化发达地区或县镇的妇女开始了放脚，这就使当时的中国妇女史上出现了比小脚大了一些，宽了一些的“萝卜”脚。当然也不能否认，民国期间，地处偏僻，贫穷之壤的地区，一者信息闭塞，二者一些封建家族依然顽固不化，陋习成癖，仍有缠足现象，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彻底得以禁止。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年龄在八十大几、九十余岁的缠足老妇其依据就在于此。

 小脚女人的痛苦、无奈与禁锢

 曾有民间俗语形象地形容缠足的痛苦，叫做：“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缠足一般从四、五岁开始，到七、八岁即初具模样。缠足前，先以热水烫脚，趁脚温热，将除拇指外的四个脚趾从中折断让其脱臼，向脚底弯曲紧贴脚底，时间一长，脚被缠得弓弯短小，使脚底凹陷，脚背隆起，脚的长度也便随之缩短。这种残酷的做法，把一个个女童折磨的脸色苍白，撕心裂肺，大声哭喊，死去活来，甚至休克。但大人们照裹不误。成型后的小脚从正面看，像火烧之后脱去陈皮烂肉，露出变形变颜的肉疙瘩，只有一个翘起的趾头，依稀可辨上面的指甲，其它均呈现出模糊的轮廓。如此一来，脚趾和脚跟形成两端站立的着力点。脚跟臃肿，脚掌消失，脚背凸起，整个脚像一个很不规则的三角形。最令人恐怖的是从正面看脚底，简直是一副完全不像人足原始形象的荒诞图案。除了变形的足跟外，已没有一丁点平滑的脚板。四个脚趾长短不一地压在脚蹼下，脚趾的正面因此也变成了脚板心。缠了脚的女人其支撑重心也便移到了脚趾上头、脚跟和以大脚趾为轴心的脚心下面。

 缠小脚是以摧残女性为前提的，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童的趾骨脱位或骨折进行的，并将之压在脚掌底，而后再用裹脚布一层一层裹的严严实实，时间一长，自然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臭味也便在所难免了。缠好脚的女童躺在炕上把剧痛过去之后，便由大人搀扶着重新学步，一步一声“娘”，一步两行泪地惨叫着，让人目不忍睹，无奈而狠心的大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照常牵着女童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因为这是“重新做人”的必然过程。

 这种通过外力改变脚的形状，既严重影响了脚的正常发育，也引起了软组织的挛缩，其痛苦过程实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而千百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千千万万的中国女性，一代传一代，一辈接一辈经受这样的痛楚，实在令人为缠足女人而悲哀，为缠足恶习而发指。更令人可恶的是，在女人缠足恶习的盛行之下，“纤小美足”，“三寸金莲”，“步步生莲花”之类的词语，竟然在某些文人笔下作为“妙笔”出现了。更有甚者，煞费心机地把小脚女人“美”的标准确定为“一肥、二软、三秀”将被摧残成畸形的小脚作为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三纲五常”文化背景下，中国男性审美观念腐败到了何等扭曲的程度。

 在当时，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再好，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者缠的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谩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

 女人缠足是如此的残忍悲怆，而为什么这种悲剧越演越烈，风靡千年。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从社会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而且其根源都可以追踪到文化，小脚陋俗也不例外。小脚习俗所存在的文化环境是在一种非理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古代中国一种有极强的负面影响力的文化。古人这种不健康的视觉审美取向确实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深思和反省。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至上，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在这种思想的倡导下，男子相对的强势地位增强，而这种强势必然是建立在进一步降低和弱化女性地位的基础之上，汉代才女班昭在她著名的《女诫》中曾提到：“阴阳属性，男女异形，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可见，在中国的历史上，男性的刚强在本质上就是以女性的柔软为衬托的，女性在缠了小脚之后，行走不便，只得抬轻步，微扭腰，扶墙靠壁，甚至困守家中而尽显柔软，只得好好呆在家里相夫教子，做一个娴静的贤妻良母。因受小脚的困惑，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唯有忍气吞声，任听摆布。由此产生的一个个女性忍辱受欺，甚至自杀的悲剧也便不为鲜见了。自然也就迎合了男性普遍需求，“男主外”，“女主内”也便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便成为事实，愈为彰显。

 笔者从一位去过江南旅游的朋友那里获悉：浙江省乌镇有一个以“金莲”为主题的展馆，这个展馆用大量珍贵的实物和图片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妇女畸形小脚的历程。展馆共展出中国历代不同地域的缠足鞋子825双，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了解“金莲”历史的窗口，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小脚鞋子，确实让人们联想到了中国妇女缠足的痛苦和泪水。

 综上，中国女性的千年裹足的人生摧残与倍受屈辱实在是不能轻轻一笔就从我国历史中勾去，对这种残忍、蒙昧、压迫女性的恶习不加以百思，不予以抨击，实在是枉为中国小脚女性繁衍的后代！

 小脚女人的付出、功绩与伟大

 如果是官宦贵族，大富人家的女子，缠足时，缠足后的自身痛苦以及后来的行动当然难逃劫难，但有奴婢佣人拥前簇后，百般伺奉，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家闺秀或夫贵妻荣的生活。而绝大部分出生百姓庶民的女子虽然小时受尽缠足之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或为人之妇后，不仅承担着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重任，而且还担负着务农、炊餐、理家的主要责任，其付出与贡献绝不亚于堂堂男子汉。

 我的母亲出生于1907年，其脚是标准的“三寸金莲”。十八岁与出生书香门第且比她小三岁的父亲喜结连理，相濡以沫，钻石婚姻六十三年，生下我们伯仲叔季兄弟四人。母亲身材纤细矮小，长相蛮好，这到不是“子不嫌母丑”之故，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母亲走路的步履是艰难的。上坡总是把臀部翘起，把上身尽量向前倾斜，以寻找身体平衡的支撑点。下坡时，却是把整个身子侧后一边，把小脚和向前延伸的路形成直角，右脚往下挪一步，左脚几乎不偏不倚地踏在右脚留下的脚印上。如果是提着什么东西，行走起来，更是百般留神，万般留意了。如果是走平路，身体的重心便几乎由最多20多平方厘米的脚后跟上。如果是慢走在比较坚硬的路面上，脚后跟就发出“蹬蹬蹬”的响声。如果是走在松软或刚耕的土地上，就会一步踏出一个近乎三角形的小坑，费力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行走在大风或大雨中，跌跌撞撞也就不为罕见了。“举步维艰”用来形容小脚女人走路是最恰当不过了。

母亲的小脚，对她来说，是一种极度的隐私，是绝对不让外人看的。当她洗脚时，总是躲在柴草房面对墙角，一圈一圈地放开裹脚布，洗完后，再一圈一圈缠得紧紧的。而后套上父亲或儿子们穿过了的用线穿缀而成上窄下宽的旧袜子。大概是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看着母亲端着水又去洗脚，我怀着好奇心，趁她不注意，破门而入，闹着非要看娘的小脚不可。母亲架不住也推不过，终于让我看到她那畸形怪样小脚的“真面目”，在惊愕中我抚摸着娘的小脚竟潸然泪下了……

 花甲之后的我，基于对母亲的怀念，也出于对小脚女人的怜悯，常在夜不能寐之际，免不了对我的故乡包括那些“萝卜脚”在内的小脚女人的逐一盘点。令人悲叹的是在我记忆中我村六、七十个小脚女人已经所剩无几了。

“文革”初期，弱冠之年的我，从学校返乡务农，生产队长说我“手梢子没功夫”，“干重活没内力”，便分配到妇女组当个辅助劳力。妇女组有二十几个女人，其中就有十多个小脚的婶子、大娘，由一个男社员担任领队。在这期间，我亲眼看到了他们在劳作中非同一般的艰辛付出。

 如果是站着干的农活，诸如滤粪，打坷拉之类，只是让小脚左右前后来回挪动，算得上最轻松的营生。但遇到锄地，收割庄稼，刨土豆之类的农活，可就苦了她们了。在盛夏季节锄地，小脚女人只能跪着去做，她们大都穿着薄棉裤，裤角用宽窄不一的带子扎得严严实实。膝盖上下必须绑有“裹腿子”，有的地方也叫“圪地跪饽饽”。它是用破的不能再穿的的鞋帮子之类的硬布残片重叠连缀起来的，样子像个上宽下窄的小槽。下地时，用两边缀着的细麻绳左一圈，右一圈扎扎实实绑在两腿的膝盖上下。其作用在于一是防止因潮湿造成膝关节或腰腿疼痛的引发症。二是防止膝盖下面的石子等硬物支压带来的疼痛。他们的整个劳作过程是跪着干的。最令人怜悯的是，雨过天晴，烈日暴晒之时，地面上的水分骤然上升，到处像个大蒸笼，持续的乍热，简直使人喘不过气来。劳作的小脚女人脸庞离地面仅仅二尺有余，那种扑面的蒸热，使他们热得大汗淋漓，头发也黏到了鬓角上，但她们既不叫苦，也不退缩，手舞小锄，一锄一锄，铲除着杂草，呵护着禾苗。此时的我，既为他们的吃苦精神所感动，也为她们的苦熬暴热而生怜……

最使我难忘怀的是那次暴雨过后，小脚的母亲和婶子、大娘滑泥下坡的场景。那时十有七八的人家都安有有线广播盒。每天晚上县广播站都要广播第二天的气象预报，但对农业学大寨的社员来说，好像与自己无关。只要出工时不下雨，人们下地照常不误。那是1977仲夏，正值二锄季节。这天，时近晌午，老天爷突然变了脸，乌云密布，雷声大作，随即暴雨倾盆，劈头盖脸下了起来。领队的大叔赶忙让人们挤在一个“避雨窑”。（靠土崖打个直径六尺余，高五尺余，深浅不一的土洞）。大雨毫不留情地下了半个时辰。雨停了，领队的大叔和我，还有几个年轻妇女搀扶着小脚老婆婆回家，但在下一个足有五十度大约十余丈的胶泥陡坡时，就是年轻人也一步三滑站立不稳。怎么办？领队大叔命令我和年轻妇女拄着锄把滑到坡底，让我们把锄把一字儿连在一起紧紧握住，形成一道人墙，因为如果顺坡直线滑下来，下面就是丈把高的沟壑，只有用人墙卡住才能使小脚社员转向到“撇”字形的路上。而坡上面的十来个小脚社员也只好一个一个的坐在胶泥上顺势下滑。弄的一个个满身泥水，特别是裤子的后面湿了个透，沾满了胶泥，连原来什么颜色都看不清了。然而，一到后晌，她们虽然大部分都没有裤子可换，但又上地了……

 农村的小脚女人出地干活，就等于城里人们的上班，可工分只能挣男人的三分之二，或者还要低一些，但“下班”后的付出却要比男人多的多，做饭洗锅，养鸡喂猪，碾米磨面，缝新补旧，基本是一人承担。“蹬蹬蹬”的脚步声，就是在深更半夜也常能听得见。我记得，每当苦菜出土，为了度过青黄不接，母亲总要约几个小脚妇人，天刚蒙蒙亮就动身去挖苦菜，到早饭时辰，便头顶着扎放有序的一箩头苦菜“凯旋而归”。她荷  重的最好方法是用头顶，只有这样，才能从头顶到脚跟形成垂直的重心，力求平衡。母亲把菜放好后，随便吃点东西压压饥，便出工下地了。至于拣菜、煮菜、切菜、压菜只能在晚饭后进行，没有三、四个小时是绝对完成不了的。

 农村的小脚女人的付出是如此艰辛，但从不求丈夫和儿女们的回报。平时他们捡最不好吃的食物或者用一些剩饭残汤填充肚子。逢年，尽最大的努力给丈夫、儿女折旧换新，而自己穿的还是鹑衣百结的旧衣裳，只不过是洗得干净罢了。

 据神轴显示和家谱考证，我村辛氏一族，先祖辛天翰于洪武二年从甘肃陇西迁徙本县盆子水村。世系排列已达十九代，繁衍后代一千五百余人。（大部分女性不包括在内），后嗣中，一人为太学生（无后嗣）；有一人曾为庶吉士；有二人为清朝秀才，其中一人为廪膳秀才；有一人为登仕郎；有六人为民国年间大学生；有二人为革命烈士；及至现代，更是贤才辈出，遍及华夏。政界有高干、军队出将官、文坛显高手，企业见行家、教范多良师。据统计，目前，各业上岗者达地、厅级干部四人；县、团级干部二十余人；硕、博研究生十九人；国外留学或供职者七人（其中两人为辛门娶媳）；大专学历及中级职称以上一百四十七人；副科以上干部六十五人。当然，更多的则是以铮铮铁骨击壤而歌，不辍劳作，改变和描绘家乡热土的勤劳朴实的农民。所以列举这些数字，一则弘扬先祖之功德，而数典背祖不忘先祖母及历代小脚女人的艰辛付出，更是揭示本文主题的蕴意所在。

 由故乡辛门一族小脚女人联想到静乐，千百年来，小脚女人养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勋贤宿儒，确实无证可考，但从明代到清朝，静乐共考取十名进士、（其中两名为祖籍静乐，在山东、河南中进士）五十一名举人，二十二名拨贡。我想他们的母亲也应该是小脚女人。革命先驱高君宇、革命英烈吕调元其母亲是小脚女人；解放后，静乐曾出现过不少军政要员，有的擢升为省、军级、地、师级领导干部，他们的母亲也应该是小脚女人；“二战时期”，为抗击倭寇、民族解放驰骋疆场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他们的母亲也应该是小脚女人；据笔者调查，出生本县丰润村而誉满华夏，名扬世界的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虽然年纪尚轻，但其母也是小脚女人。到如今，本邑众多政绩斐然的领导干部，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学富五车的旅外博士，其中必有部分即使其母亲不是小脚女人，其祖母或曾祖母也应该是小脚女人。

 以小见大，假如说妇女缠足就是从唐代或南唐开始，到民国年间，千余年的世移代迁，一代一代的小脚女人到底生育过多少帝王将相、文臣武将、才子佳人、英雄豪杰、贤达名士确实难以计数，也无法考证，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缺憾！

 就小脚女人本身而言，究竟出现过多少有识之士，能干之才，至今亦无史记载。小脚女人源于夏商，带有十分浓厚的神话色彩，不以为据，但倘若女人缠足真得始于唐代，那么，一代贤后千古流芳的长孙氏；远嫁吐蕃，传播文明的文成公主；废唐建周，一代女皇的武则天；就是连唐中宗时秽乱宫廷，临朝摄政的韦太后；玄宗时绝代红颜，祸乱朝政的杨贵妃是否小脚女人确实值得进一步考证。倘若女人缠足真的起源南唐，亡国之君李后主李煜虽然有着非凡的艺术才华，享有“词圣”美誉，却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导致亡国。但其大、小周后的爱情故事却久传人间。特别是大周后“通俗史、擅音律、尤工琵琶”，在当时来说，这个亦有可能是小脚的女人，确实令人称奇。宋真宗的皇后刘太后是一位传奇女子，原为银匠龚美之妻，但以其才华横溢，天资聪颖，精通历史，明晓事理，居然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登上皇后宝座，垂帘摄政，功绩赫赫。史书中称之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确实令人叹服。南宋婉约派宗祖李清照是中国史上著名的女性文学家，在诗、词、文赋等方面颇有成就，著有《诗说》，其词独具一家风貌，成为“易安体”。在考古方面，她的《金石录》，同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在当时人们认为“才藻非女子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一个有才有情的女人只会被看做异类，这个大有可能是小脚女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孤独悲哀也必然是她的归宿。为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刺以“精忠报国”的岳母，其爱国精神当为古今楷模。元代举世闻名的棉纺织家黄道婆，是中国十三世纪的一位伟大女性，出生于今上海东湾村，因难以忍受婆婆的尖酸刻薄、丈夫的粗暴野蛮，赴海南学习棉纺技术，重归故里后，奔波传艺，获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美誉。1957年，中国政府在上海为黄道婆建墓园并置纪念碑，联曰：“改革衣卉服之观，人间温暖；极错彩镂金之妙，天下文明”。笔者推测，南宋是南方女子裹脚盛行之时，黄道婆大有可能也是小脚女人。清代著名女科学家王贞仪不仅对天文、气象、地理、数学和医学颇有研究，而且擅长吟诗、绘画，甚至善骑、能射，实属罕见的多才女子，他是否小脚女人，很值得考证。

至于中国古代有多少女中豪杰，巾帼英雄，确实难以计数。比如南宋名将韩世忠之夫人梁红玉深谙兵法，指挥作战，管理地方，功绩赫赫，后人称之为古代杰出女军事家。明朝成祖年间，发动农民起义名扬天下的妇女领袖唐赛儿；宋代佘太君及穆桂英等诸多杨门女将；清代嘉庆在位时的白莲教起义智勇双全的女首领王聪儿；辛亥革命时期提倡女权，为革命矢志不渝，“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宋庆龄题）的“鉴湖女侠”秋瑾等等，都是彪炳青史的伟大女性。她们如果真的也是小脚女人，那就更能起到本文抛砖引玉的作用了。

                                                       作于2013年春节前后